一场源于问题投资、治理失当与政治干预的财务危机,最终由与此毫无关联的普通纳税人与存户共同埋单——这,正是朝圣基金局事件留给马来西亚社会最沉重的警示。
事件核心:102亿令吉拯救成本,由谁承担?
2026年8月11日,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查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就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辩论作出总结陈词,正式揭示了这场财务危机的完整代价。
据阿米尔韩查披露,朝圣基金局过去14项问题投资所造成的损失,估计接近130亿令吉。其中,政府于2018年通过专设机构Urusharta Jamaah私人有限公司(UJSB)承接了102亿令吉的拯救成本;另有约26亿令吉的减值或净亏损,则由朝圣基金局自行承担,涵盖2018年至2025年期间仍由基金局管理的投资组合。
值得关注的是,这102亿令吉转移至政府层面的亏损,最终由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与纳税人负担;而由朝圣基金局直接承担的部分,则直接冲击数以百万计的存户储蓄。换言之,无论是否为朝圣基金局存户,马来西亚纳税人实际上都是这场危机的隐性受害者。
背景分析:失控的投资、失职的治理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朝圣基金局过去的投资过程中存在多项严重不规范情况,包括操纵投资适当性报告、采用”创意会计”手法美化账目、作出误导性陈述以及刻意隐瞒关键资料。阿米尔韩查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会计技术缺失,而是”财务和投资管理系统性失当”的结果——问题根源在于前领导层的决策失误,财务报表的异常数字不过是症状,而非病因本身。
观察人士指出,当问题投资造成亏损、治理漏洞任由损失持续扩大,加上政治力量介入阻碍纠正机制运作,最终的后果必然由社会公众承担。这一逻辑链条,在马来西亚朝圣基金局事件中得到了完整呈现。
刘特佐阴影:布城首要收购疑云
在涉及朝圣基金局于2014年收购布城首要有限公司30%股权一事上,阿米尔韩查援引SRC国际公司案的法庭审讯记录指出,宣誓证词显示,朝圣基金局进行该项投资期间,布城首要有限公司处于在逃富商刘特佐的实际掌控之下。布城首要董事经理拿督罗斯曼阿都拉供证称,SRC国际公司曾于2014年7月至8月期间,分三个阶段向布城首要旗下子公司汇入合共1亿7000万令吉。
然而,阿米尔韩查亦特别说明,法庭迄今并未正式裁定布城首要与刘特佐存在关联。尽管如此,调查时间线显示,朝圣基金局投资小组于2014年7月曾要求管理层确认卖方主要股东身份,但始终未见任何书面回应,买卖交易仍如期推进——这一关键程序漏洞,至今仍令外界存疑。
巡逻舰合约:7.4亿变成烂尾,额外再花3.1亿
朝圣基金局问题不止于投资领域。阿米尔韩查进一步揭露,政府于2017年向THHE Destini私人有限公司颁发总值7亿3890万令吉合约,委托其建造3艘沿海巡逻舰(OPV),原定42个月内全数完工,即约2020年中交付。然而,首艘巡逻舰直至2024年1月才完成交付,较原定时间迟逾三年半;其余两艘合约则于2024年12月31日经双方同意后正式终止。
政府如今须额外支出约3亿1000万令吉,方能完成余下两艘巡逻舰的建造工程,整体成本超支幅度高达约40%。法务审计进一步显示,涉及4810万令吉的资金流存在异常,另有1亿9540万令吉的可疑资金流向仍在调查中;其中3160万令吉合约款项被转移至分包商母公司,明显违反原有协议条款,并有一名前Destini董事被指通过一家公司收取100万令吉。
官方引述:问责不是选择题
“既然亏损由全民共同承担,问责就不是一种选择。” ——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查,2026年8月11日国会下议院
阿米尔韩查在总结发言中亦表示,政府将继续推动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535法令),其中包括建议由证券监督委员会(SC)对朝圣基金局的投资活动实施监管,以确保同类悲剧不再重演。
展望:制度补漏,能否阻止历史重演?
朝圣基金局事件折射出的,是马来西亚公共机构治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隐患——监管真空、政治渗透与问责缺位,三者叠加,足以将任何一个公共基金推向崩溃边缘。由证券监督委员会介入监管的改革方向,被视为亡羊补牢的关键一步,但能否真正落实、能否抵挡日后的政治干预,仍有待观察。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朝圣基金局存户而言,储蓄安全与分配回报的保障,不应依赖于危机后的补救,而须建立在日常透明、独立监管与严格问责的制度基础之上。这一课题,远未画上句号。
Meta Description 建议: 第二财长阿米尔韩查披露,朝圣基金局问题投资造成近130亿令吉损失,其中102亿由政府通过UJSB承担,最终转嫁全体纳税人与存户。皇委会报告揭露创意会计、政治干预等深层问题,改革方向与问责机制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