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sana 失踪逾十五年：当 PDRM 找得到杀人犯，却找不到一个被拐走的孩子
一名在 11 个月大时便被父亲带走的孩子，至今仍下落不明。这不是悬案，这是一场有名有姓、有法庭命令、却迟迟未被执行的人间悲剧。
事件核心：法庭已判决，孩子仍未归
M. Indira Gandhi 案件的核心事实清晰而令人痛心：其前夫 Mohamad Riduan Abdullah（改宗伊斯兰前名为 K Pathmanathan）于 2009 年秘密改宗，随即在妻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三名年幼子女一并违法转换宗教信仰。其中最小的女儿 Prasana，当时仅 11 个月大。
2010 年，怡保高等法院判决 Indira Gandhi 获得三名子女的完全监护权，并命令 Riduan 归还 Prasana。2013 年，高院进一步裁定三名子女的改宗证书因违宪而无效——法官 Lee Swee Seng 明确指出，证书颁发时子女与母亲均不在场，且子女从未诵读清真言（Kalimah Shahadah），程序存在根本性瑕疵。然而，超过十五年过去，Prasana 依然未回到母亲身边，Riduan 依然逍遥法外。
背景分析：警方为何袖手旁观？
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PDRM）的特别科向来以情报搜集能力享誉国际。2013 年化妆品女企业家 Sosilawati Lawiya 及三名助理遭焚尸抛河一案，警方成功破案；2006 年蒙古女郎 Altantuya Shaariibuu 被炸药炸毁身躯、残骸散落丛林一案，同样将凶手绳之以法。
既然如此，为何 Riduan 的行踪至今仍是”谜”？
退休首席大法官 Tengku Maimun Tuan Mat 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在吉隆坡 Allianz 治理中心（ACG）活动上直言，警方寻找 Prasana 的工作”不存在强大障碍”，并强调 PDRM 有义务执行法庭已签发的逮捕令与还押令。她坦言，此事已超出司法权限，球在警方脚下。
观察人士指出，马来西亚的种族与宗教议题长期被用作政治杠杆。Indira Gandhi 案涉及双宗教、跨族群的监护权争议，部分保守穆斯林团体对此高度敏感，这或许正是执法机构迟迟按兵不动的深层原因。
影响解读：受苦的不只是一个母亲
短期而言，每一次法庭胜诉对 Indira Gandhi 而言都是昙花一现——Riduan 随即提出上诉，程序重新拖延，时间一再被消耗。
长远来看，Indira Gandhi 案已不再只是一宗家庭纠纷。这一事件折射出马来西亚在双轨法律体系下，宗教改宗与子女监护权之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类似处境的夫妻并非罕见：当其中一方改宗并单方面将子女转换宗教信仰，另一方往往面临法律上的无力感，尤其是非穆斯林一方根本无法在伊斯兰法庭提出申诉。
此外，此案亦牵涉《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的履行承诺——马来西亚作为签署国，其法治形象正面临国际审视。
关键引述
“警方没有强大的障碍阻止他们找到 Indira 的孩子……这件事已超越司法所能为力的范围，警方有责任执行法庭命令。” — 退休首席大法官 Tengku Maimun Tuan Mat，2025 年 8 月 19 日，吉隆坡
可追查，却未追查：执法意志的拷问
从现实操作层面审视，Riduan 并非不可追踪。其辩护律师理应掌握当事人地址或最后已知下落；若 Riduan 有正当职业，雇主依法须为其缴交公积金（EPF）与社险（SOCSO），相关记录均有迹可循；若 Prasana 就读学校或前往诊所就医，其身份证号码将在 PDRM 系统中触发查询。
这些线索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执法机构日常可动用的基本手段。问题从来不是”找不到”，而是”愿不愿意找”。
惩罚一位母亲和一个从未选择自身命运的孩子，是这个国家对正义与人道底线最残酷的漠视。Prasana 失踪逾十五年，她所失去的，不仅仅是童年。
撰文：Mariam Mokhtar（自由撰稿人）
Meta Description 建议： 退休首席大法官 Tengku Maimun 直指 PDRM 有能力找到 Indira Gandhi 被拐女儿 Prasana，却迟迟未执行法庭命令。深度解析这宗跨越十五年、牵涉宗教、法律与执法意志的马来西亚悬而未决人间悲剧。
